“两弹一星”：自主创新的精神原点

  “中国（穷得）三个人穿一条裤子，二十年也搞不出；中国种的是蘑菇云，收获的是鹅卵石。”但就在苏联毁约停援5年后，1964年，我国第一颗在大漠深处爆炸。若赫鲁晓夫获知这一结果，或许会为当初的断言懊恼不已。

  两年零八个月后，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消息像爆炸产生的冲击波，震撼了世界。没有一点资料，没有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任何帮助，完成“两单一星”（核弹、导弹、人造卫星）实验，对西方国家来说，惊人的速度是一个科学奇迹，更是一个不解之谜。

  7月13日，习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重点是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，要发扬光大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形成良好精神面貌。

  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包括自力更生、大力协同、勇于攀登。“‘两弹一星’是几代人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，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。”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16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特定背景下干成这项事业，首先离不开自力更生的科学精神。

  在这首交响乐上，北京第六研究所（现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）弹奏的是“序曲”——生产制造的最初原料二氧化铀。

  1960年7月，当庄兴海等满怀豪情来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时，苏联专家已于6月突然提出终止合作，带着资料回国。

  庄兴海回忆，二号厂筹建时，除不锈钢为进口，陶瓷缸、陶瓷泵、搪瓷搅拌槽、动力装置在内的材料设备全部实现国产，并因陋就简采用了一些闲置设备：买不到不锈钢阀门，就用试制的不锈钢拷克替代；一时设计不出正规的热分解炉，便设计制造简易的二氧化铀煅烧炉，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应有缺口的耐火砖。

  正是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劲，硬拼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建成了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。

  到1962年底，这一个名字里既没有“矿”也不带“厂”的单位，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，加速了第一颗的研制进程。

  “突破原理、物理设计、核地质、核材料、冷试验（17号工地）、热试验、武器化……”杜祥琬说，自力更生贯穿我国核弹研制始终。

  1960年6月，陈能宽先生突然接到通知：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，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轰物理领域，近乎白手起家，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。从此隐姓埋名达四分之一世纪。

  1961年1月，钱三强先生把于敏先生叫到办公室，非常严肃、秘密地告诉他，希望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。这次谈话，改变了于敏的人生道路。一个月以后，35岁的他被正式任命为“轻核理论组”的副组长。

  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所长李德元回忆，即使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彭桓武先生当时也并不知道氢弹是啥样子。为搞清氢弹“模样”，大家做过现在看来很“蠢”的事——把好几个月的《》借来，一页一页翻，希望找到蛛丝马迹，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
  年轻的探索者出发的阵地，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，主要兵器是一张书桌、一把计算尺、一块黑板、一颗火热的心、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和学术民主。

  当时规定，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统一存放在保密室，按张领取的草稿纸用完也要统一回收再由专人烧毁。一切工作只能在办公的地方完成。所有人都主动加班加点，以至当时室主任和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晚上十点规劝人下班。许多人抹不开情面假装离开了，瞅个空子又回到办公室继续挑灯夜战。

  1999年，《》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：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？

  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，于敏指着报道，“这句话说对了，重要的是‘自力更生’，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‘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’。”

  “无论是在研制、氢弹的年代还是现在，‘两弹一星’精神是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的科研道路，发展高科技的精神支柱。”82岁的核武器工程专家胡思得院士说，当年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住帐篷、住“干打垒”，现在科研工作环境、条件改善了很多，但仍然会面对一些全新挑战。

  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大国军事战略调整时，有人敏锐地注意到，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，从“三位一体”的核霸权战略，调整为“核与非核”的新霸权战略，强化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基础设施等非核手段。

  杜祥琬说，像发展核武器一样，我们国家发展非核新概念武器同样是从本国战略需求出发，这些差别又会延伸到应用结构的格局，例如形成本国特色的“空天一体”的体系概念。

  “精神文化是一种非常硬的软实力，是物质无法替代的力量。”在杜祥琬看来，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，传承和弘扬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武装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技工作人员，是意义深远的一项基本建设。（陈 瑜）

  自主创新是现在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。研制“两弹一星”时还没这个词，而我们却在自觉实践着。

  除了优良的学风，老一辈科学家扎实的功底，还有整个团队的勤奋拼搏。核武器原理突破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，排名第一的彭桓武先生却将荣誉归于集体，并以一副对联作解释：“集体集体集集体；日新日新日日新。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竞争机制是必要的。但如果只讲竞争，丢了大协作，就会导致条块分割，低水平重复，有限的科技资源不能共享，会阻碍重大创新的出现，更会导致强化狭隘的单位、小集体乃至个人意识，淡化了国家意识，阻碍高素质科技领军人才的成长。